近些年来，影响力投资这一游走于公益与商业之间的模式，受到国内公益圈和一些企业家的热捧，大小活动上都有积极倡导者的身影。
这一概念诞生于200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系列会议上。尽管在国内流行没有几年，但在头部公益机构的努力下，国外最新的相关研究正快速进入中国。
在刚刚过去的三月，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和南都公益基金会先后邀请了非营利组织领域的知名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莱斯特·M·萨拉蒙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SDG影响力金融高级别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杰德·爱默生来华交流，分享自己在影响力投资领域的最新成果。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注意到，萨拉蒙和杰德在介绍影响力投资时显得很克制，并没有一味鼓吹。相反，两人均根据自己关注的侧重点，对致力于影响力投资的机构和企业提了个醒。
长期致力于非营利组织研究的萨拉蒙强调，影响力投资的兴起不意味着传统慈善的销声匿迹，很多社会影响力投资项目的成果是建立在传统公益慈善参与的基础之上。
而作为影响力投资领域的先锋，杰德则警惕影响力投资沦为“另一种投资模式”，强调要不断回顾和思考应该采取怎样的管理资本和使用资本的方式才能实现影响力投资。

杰德与南都公益基金会签署图书授权协议 南都公益基金会供图
影响力投资还是社会影响力投资？
根据《撬动公益：慈善和社会投资新前沿导论》一书的介绍，影响力投资这个术语肇始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2005年前后召开的一系列会议。
那时，洛克菲勒基金会正试图召集私人投资公司及其帮助指导的私人投资资本，去支持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新兴社会企业，而上述会议便属于这项工作的一部分。
随后，这一慈善新理念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
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在去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介绍，在英国担任G8峰会轮值主席国的时候，专门成立了一个影响力投资小组，在8个成员国层面推进影响力投资的发展。
这个小组后来在英国注册成为一家慈善机构，叫做“全球社会影响力投资督导小组”（Global Social Impact Investment Steering Group,GSG），借此推动影响力投资发展。
这个概念虽然引入中国仅有两三年，但由于有公益慈善界领军人物徐永光、马蔚华、王振耀等人的积极倡导，在业界已趋之若鹜。
3月31日，壹基金现任理事长、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在杭州召开的一个影响力投资峰会上，再次与公众分享了自己的心得。
按照他的理解，影响力投资是这样一种投资：介于传统公益慈善和商业投资，它要兼顾财务回报，也要兼顾社会效应。
同样是三月，就在马蔚华发表演讲的20天前，《撬动公益：慈善和社会投资新前沿导论》（以下简称“撬动公益”）一书的作者，非营利组织领域的知名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莱斯特·M·萨拉蒙来华，发布其著作《慈善新前沿：重塑全球慈善与社会投资的新主体和新工具指南》（以下简称“慈善新前沿”）一书的中文版，并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举办多场沙龙。
首先，对于影响力投资这个概念，他并不认同。根据在《撬动公益》一书的描述，萨拉蒙认为该术语暗中把重点落在了投资回报的理念，而非社会和环境收益的理念。
萨拉蒙在书中表示，尽管影响力投资的倡导者不断地强调影响力投资“试图在经济回报之外创造积极影响力”，但这个术语本身几乎没有提供这种“积极影响力”应该包括什么内容或其存在用什么标准来识别的线索。
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萨拉蒙说，为了让这个术语的重点表述得更严谨，他个人一直采用“社会影响力投资”这个术语，强调影响力投资的目的是为了社会与环境收益。
尽管在其相关著述中，都采用了“社会影响力投资”，但萨拉蒙向澎湃新闻坦言，不仅在中国，从全球来看，多数人沿用的都是“影响力投资”这个概念。
“影响力”这一概念也得到了另一位来华交流的专家的认同。
3月26日，在结束了与南都公益基金会图书授权签约仪式的次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SDG影响力金融高级别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杰德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
到底是影响力投资还是社会影响力投资，与萨拉蒙不同，杰德选择了前者。
杰德认为，影响力投资所要影响的已经包括了社会、环境、经济三大维度，如果是社会影响力投资，反而片面了。
与萨拉蒙严谨厘定概念不同，他更强调边做边学边总结。他认为，在概念厘定上花太多时间，也许会吓跑那些原本就对这个领域不清楚的人，“与在概念上纠结，不如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到影响力投资这个实践中来”。

萨拉蒙在上海作主题分享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供图
如何测量社会影响力？
尽管在概念上还有纷争，但影响力投资效果难测量已经成为学界和业界的共识。
在去年五月份召开的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2018年会上，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曾坦言，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标准体系尚未形成广泛的共识，因而，在各地会有不同的探索。
而萨拉蒙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广泛共识没有达成缘于跨领域之间的对比。
“例如早期儿童教育和低收入保障性住房这样两类的不同的项目，由于受益人不同，牵扯到的各方也不同，很难用一个标准体系去测量其产生的效果。”
萨拉蒙在书中预测，影响力测量体系未来可能不一定附属于一家致力于设置准入门槛的标准制定机构，而且其数量可能会多得数不胜数，以至于任何一项投资似乎都可以根据某个标准将自己证明成一项社会影响力投资。
在这些体系中，萨拉蒙认为最具雄心的要数由全球社会影响力投资网络研发的影响力报表与投资标准（IRIS）。据萨拉蒙介绍，该体系包括了400多个指标。
然而他认为，恰恰就是因为这么多个不同的指标，绩效测量变得像小学生绘画比赛一样，奖项多得可以确保每个小孩都能带一张奖状回家。
而在全球众多测评体系中，萨拉蒙较为推崇非营利组织B实验室为社会影响力投资项目和投资者开发的一套评级体系——全球影响力投资评级体系（Global Impact Investing Rating Syetem，GIIRS）。
该评级体系主要依据企业治理、员工待遇、对环境的影响和在社区中发挥的作用这四个维度，设置50到120个权重不同的问题给企业逐一打分，最后算出总分。
然而日前，B实验室中国部的相关人士向澎湃新闻透露，这套评级体系或被共益影响力测评（BIA，B Impact Assessment）所取代，“GIIRS主要供投资机构使用，而BIA既可用于投资机构也可用于企业”。
澎湃新闻注意到，早在去年的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上，B实验室的全球伙伴总监 Alicia Darvall就对BIA这套体系作了简单介绍。
按照他的说法，根据企业的反馈意见，该体系每两年会更新一次，“在整个过程中保持跟伙伴交流与互换意见，每个公司或者企业做影响力评估时，我们会获得各方面反馈意见，阅读它们，每两年做一些企业反馈上来的意见汇总，然后看如何更新我们的标准体系”。
目前，这套评价体系正在由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进行汉化工作，预计今年6月份即可完成。
此外，由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等机构联合发起的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则关注上市公司的社会影响力测评。
该联盟研发出了上市公司社会价值评估模型——义利99指数。该模型从沪深两市规模最大、流动性好的300家公司中评选社会价值最高的99家公司作为样本股，以反映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社会价值创造能力与股价走势的变动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联盟的现任主席正是影响力投资的积极倡导者马蔚华。
警惕影响力投资简单化为另一种“投资方式”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影响力投资蔚为风气。
由国内多个公益组织和智库共同编写《中美社会创新比较研究》系列报告中提到，根据GSG（全球社会影响力投资领导小组，Global Social Impact Investment Steering Group）与麦肯锡咨询公司的预测，2020年将是影响力投资的爆发元年，全球行业整体规模预计将达到1万亿美元。
尽管元年将至，但其潜在的风险值得警惕。
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SDG影响力金融高级别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杰德坦言，事实上，在欧美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一些风险。“我们发现很多人做影响力投资更多的是将其放在已有的经济或者财政方面的结构里，来实现企业的扩张，但其实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不是现有经济结构就能实现的。”
他说，某个项目的周期可能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是三十年，但目前已有的金融工具无法实现这个目标，“例如私人股票的基金，其寿命也就七到十年，最终衡量成功与否就在于它是否能给投资者带来高回报”。
因此，杰德认为，我们要永远不断回顾思考，应该采取怎样的管理资本和使用资本的方式才能实现影响力投资，“如果停止了思考，影响力投资只能沦为投资的一种模式，而不是引发变革的工具”。
此外，随着影响力投资成为主流，不乏有传统慈善会被取代的声音出现。
传统慈善真的会销声匿迹吗？面对澎湃新闻记者的提问，萨拉蒙首先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他坦言，当前确实有影响力投资这种慈善新前沿将替代传统慈善的说法。但他认为，传统慈善与影响力投资这类新慈善谁也离不开谁，是一个复杂的联合体。
他表示，很多社会影响力投资项目的成果是建立在传统公益慈善参与的基础上的。
他将传统慈善视为杠杆，来撬动更多私有资产投入到解决世界各种严峻问题当中，“因其依赖捐赠，传统慈善承担的风险较高，而它的加入会降低影响力投资的风险，也只有在风险较低的时候，投资者才会投资回报不是那么高的项目”。